记得，我担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东亚区首席代表时，除了中国市场外，还曾经短时间负责过马来西亚市场、新加坡市场、日本市场。

对英国而言，亚洲可以算是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地了，所以，很多英国大学在亚洲都有办事机构，而且往往分得很细，什么中国办公室、东亚办公室（日韩蒙）、东南亚办公室（新马泰越等）、印度办公室等等。

从申请时间来看，各国学生的情况差别很大。

就拿当下的3月来说吧，针对2017年9月入学，日本学生正在英国、美国之间左右摇摆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学生正在准备参加英国大学或英国文化教育协会（British Council）的展会，印度学生还没开始考虑，而中国市场这边，近70%的申请已经提交，一些学生和家长甚至已经开始咨询2018年入学的要求了。

中国留学市场早已进入“互联网+”时代了。

信息透明的程度远远超过十几年前我留学那会儿，学生的问题越来越精细，越来越尖锐，“你们学校中国学生的比例是多少”、“中国学生拿到学位的比例如何”、“英国一年期的硕士含金量会不会不够”……

中国学生和家长的出国留学行为方式通常是：先在网上看一看，“货比三家”，通过“点评”、论坛、“攻略”去粗取精，然后到“实体店”（咨询现场）逛逛，向官方（主要是英国大学）求证真伪。

应接不暇的英国大学校方耳边，也经常会有这样的声音：“老师，您看我学哪个专业好？”而这恰恰是别人（甚至父母）无法回答的问题。

这样的问题在英国学生中很少见，即使在亚洲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日本、印度的学生也只是把重点放在奖学金、工作机会、课程结构等细节问题上。

如此宏观层面上带有战略性、原则性的议题，让英国校方的老师很为难。

英国人也太实在，对无法回答的问题，也不会婉转地绕个弯，借此鼓励一下中国学生和家长，往往只是摇头、耸肩、保持沉默，害得中国人扫兴而归，还抱怨英国大学“太不专业”、“很冷淡”。

对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，不可避免地要深入到提出问题的缘由。

理论上说，专业的选择或出于兴趣，或服从市场需求，但归根结底都是自我的决定，首先还是要了解自己。

几乎与孔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，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发出了“认识你自己”的惊世箴言，直到今天仍然振聋发聩，可见这个问题对人类自身的困扰，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。

英国大学也很清楚学生面临的选择专业方面的挑战，因此，在本科阶段第一学年实行的是“通才教育”（在苏格兰地区这一设置更清晰，与美国大学类似），学生的课程选择十分宽泛，可以主修和辅修任何课程，直到二年级末或三年级初才确定今后的专业方向。

相比而言，中国教育疲于应对考试、升学的压力，甚至将升学率、优秀率等作为教师管理的考核指标，这样的“激励—约束机制”，在应对“认识你自己”的重要课题时，显得束手无策、毫无作为，缺乏对学生的系统帮助和辅导，也没有类似于英国教育系统的“缓冲期”。

管理学上，将所做的事与事情的轻重缓急作为两个坐标轴，于是，分成四个象限，选择专业往往被归在“重要—不紧急”的类别里。

中国教育体制制造出来的“两眼一抹黑”，舍本逐末，纠缠于细小的、不重要的枝节问题，对“选专业”的大事反而消极拖延。

高晓松在《晓说奇谈》中曾说，他在北欧采访时，看到很多当地学生报考音乐专业，深谙音乐行业是是非非的高晓松，不无担忧地提醒这些“晚辈”，音乐这行很不好做，出名太困难，水也深。

而他得到的回应却大大出乎意料，“我们不想出名，我们就是喜欢。”

当然，我们会说，这是在社会机制相对健全的北欧，体制保障下人们的选择有底气。

但并不意味着，在形势复杂的国内，我们就只能任凭机制的摆布，人云亦云。

高中毕业、大学毕业还没有定好方向在国内很普遍，也不要太着急，可以通过在国外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再调整，转专业虽然要走程序，但在国外（比如英国）还是相对好些。

在英国读本科阶段，转专业余地大些；读研究生的话，毕竟英国大部分学校的专业设置只有一年时间，非常紧张，特别是进入第二学期，转专业的余地就比较小了，通常只能读完一个学位，再选择第二个。

根据当前英国内政部的要求，必须证明在英国攻读第二个硕士，对个人学术、职业发展是有提升作用的，否则英国方面并不鼓励这样的“平级调动”，延长签证读第二个学位的请求可能被拒绝。

不管怎么说，自主标志着人格的独立，它的重要性无法估量。

而人格中自立的缺失，最终必然造成“选择障碍”。

到头来，我们无法选择专业，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，像断线的风筝四处摇曳。

中国学生的独立意识仍然是稀缺的，依靠父母、老师做决定的传统模式需要打破。

我也是在结束国内十六年按部就班的体制内教育后，开始通过工作中的历练和业余的自觉学习，寻找那个失去的自我，亡羊补牢，犹未为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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